张军：中国经济放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文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资深教授张军在2024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放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此，我将简要探讨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背后的原因及机制。许多经济学家将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然而，在中国和日本的比较当中，有一点非常不同。日本在90年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巨大的需求冲击。相比之下，在中国经济近十年来放缓的过程中，需求冲击并非最重要的因素。部分的需求收缩只是最近两年的事，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特别是2022年多地的封控措施，对经济的供求确实产生了较大冲击。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若将2017至2019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均值线性外推，以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除了出口以外的消费支出和投资增长和等均未达到上述趋势值。所以，即便有需求冲击，这一冲击也主要源于新冠疫情，特别是2022年的影响。如果从过去10年经济放缓的趋势来看，需求冲击显然并不明显，我们没有经历特别大的需求层面的巨大波动。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速在2013年之后会持续下降呢？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时，有经典理论指出，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非贸易部门比重在不断上升，而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相对于可贸易部门较差。这有助于解释何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会进入放缓阶段，因为一些结构条件发生了变化。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同东亚其他经济体类似，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变也非常迅速，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除此以外，从政策层面上复盘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整个阶段性的改变，以及在治理经济的思路上的方向性调整，我认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关注。在温家宝总理任期的最后两年，即2012年和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均下调至7.5%，此前多年该目标为8%。这是因为在2008年至2011年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经济出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高涨等过热现象。理论上，在2012-2013年下调GDP增速目标并采取收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014年，李克强总理的首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依然保留了7.5%这一预期经济增速目标，但跟前两年不同的是，当年实际完成的GDP增速只有7.4%，首次未达预期目标。虽然2012年、2013年都设定了7.5%的目标，但实际经济增速都超过了7.5%，2012年是7.8%，2013年是7.7%。而有意思的是，到了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当年的GDP经济增速目标从7.5%下调至7%左右，当年GDP实际完成增长了6.9%，接近目标。2016年，增速目标进一步下调至6.5%到7%，当年GDP实际增速为6.7%。在李克强总理任期的10年中，约有7年未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预期增速目标。换言之，我国经济经济似乎处于持续放缓的通道当中。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自2014年起经济增速都是基本接近但未超过政府设定的预期增长目标？这种情况在此前从未发生过，但之后几乎成为常态。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新一届政府在201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三期叠加”概念有关。该概念认为彼时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将面临以下“三期叠加”的挑战：一是经济处于换挡减速时期，不可能再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将进入中高速乃至中低速的阶段；二是进入前期4万亿刺激政策的后果消化时期；三是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时期。因此“三期叠加”成为高层的关注焦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还专门研究了“三期叠加”对中国经济潜在的中长期影响。在此基础上，高层逐渐形成了在“三期叠加”所代表的新常态状况下要更加谨慎面对经济变化的共识，开始采取更为谨慎而非激进的宏观政策。“稳中求进”开始成为处理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一直坚持到现在。2015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中央权威人士谈经济”的访谈，被市场认为是刘鹤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做出的权威研判。该研判着眼于未来着重探讨了如何应对未来经济面临的挑战，坚持什么样的经济治理原则，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如何调整等问题。2016年，该权威人士在1月初和5月9日又分别接受了《人民日报》的访谈，累计三次访谈组成了“中央权威人士谈经济”这一系列访谈。我认为2016年5月9号的那次访谈给出了最重要的信号。在此次访谈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不再可能呈现U形或V形走势，而只可能是L形走势的判断。权威人士强调，这一L形走势并非一两年内可结束，而是一个长期阶段。为应对上述变化，他进一步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虽然都重要，但当前阶段下更重要的是应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供给管理为主。这意味着，在经历4万亿的大规模需求刺激阶段之后，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多来自于供给层面，而非需求层面。何谓供给层面的挑战？简单说就是提质增效，用权威人士的活说即供给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无法很好地满足市场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访谈中明确提到，不同阶段存在不同问题，过去可能更多是侧重需求的政策，因而采取了以需求拉动为主的措施；而现在，重心需转向供给结构方面，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些年应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加大结构调整，有保有压，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以更好地适应需求的新变化。该访谈还前瞻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如何更好地谐调短期宏观波动与长期增长的质量。例如，强调在政策层面应坚持稳中求进，不搞“大水漫灌”刺激需求，避免“急刹车、急转弯”的做法。易纲行长在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演讲中也提及了类似的宏观管理思路的改变。事实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在2017年之后也逐渐转向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旨在使经济在政策既定的通道中小幅波动，避免其大幅震荡，从而沿着所预设的发展目标稳步前进。易纲行长在《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的文章中进一步阐释了央行在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上所遵循的货币政策原则及相关的反思。例如，淡化泰勒法则的影响，虽然逆周期调节依然重要，但跨周期调节被视为更关键的举措。他还提到的一点是，货币调控试图遵循EdmundPhelps的“黄金法则”和WilliamBrainard的“缩减原理”。以上货币调控政策方式的变化实际上都是在紧密配合中央关于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原则。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发生改变的我们也遇到了特朗普上台之后给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少外部挑战，但总体上仍在坚持内部以我为主的宏观调控总思路。因此，在权威人士接受访谈后的几年里，我们看到政府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引发了诸多批评和讨论，因为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人们担心它很容易导致我们的经济体制重回以产业政策过度干预投资和资源配置的老路。例如，实际上，在那些年，“国进民退”的现象加剧了，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可能因政府干预而遭受经营困难。雪上加霜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特朗普发动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在2018年首次向中国的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再加上房地产部门和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发生剧烈改变，整个市场情绪开始出现方向性改变。特别是民营部门再经营和投资等领域开始有收缩性的趋势。通过回顾这些年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变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背后的原因。从这一角度而言，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变化显而易见，在市场准入、投资和融资方面，政府在供给端加强了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干预，加剧了资本错配的问题，导致了生产率的持续恶化。一方面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和平台的债务有增无减，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出现了持续恶化的趋势。一些研究确实发现，这些年产业政策和特定目标的战略鼓励了更多资源被分配到了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而不是相反，这反映出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在投资分配和市场准入方面的自主权受到了限制。这一现象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有部分相似之处。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迫于政治过程的压力，日本政府在那时候不得不出台政策引导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农村地区和生产率耕地的领域，导致了生产率的恶化，使得日本经济从8-9%的高增长转入道了4-5%的中速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增长放缓，除了外部的石油危机给其带来成本冲击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的严重错配，大量资源被投入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一情况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现象颇具启发意义。因此，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现状更接近于日本70年代的情况，而非90年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它主要不是需求冲击所导致，张军：中国经济放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更多是发展政策由不平衡转向平衡的供给层冲击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反映为生产率开始出现持续放缓。需求收缩只是生产率放缓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供给端解除更多的管制和干预，把自主权和活动空间重新让渡给市场主体、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做对激励。唯有如此，我们的经济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过去的收缩状态，迈向充满活力的发展轨道。

（转自：万博新经济观察）